如果你是股神巴菲特的兒子，你的人生將是如何？
多數人想說：榮華富貴，養尊處優，快活一輩子。
若是如此，蓋棺論定的那一刻，躺在箱子裡頭的，就只是一個以吃喝玩樂結束一生的二世祖；這個人，不算真正活過。
上個週末，在一片政治喧囂之中，我閱讀了彼得巴菲特（Peter Buffet）的人生故事，在缺乏養分的政治言語聲中，設法為自己找到一些思維的滋潤。
彼得巴菲特，的確是股神華倫巴菲特的兒子；但是，他走出股神的影子，尋找自己的人生。
他寫了一本書，書名是《Life is what you make it》；省去拗口的翻譯，中文就叫“做自己”，簡單直接。
彼得19歲時，收到一筆價值9萬美元的家族遺產；他父親華倫賣掉祖父的農莊，把所得分配給家族成員。
華倫把9萬元換成波克夏海瑟威（股神的控股公司）股票，給了彼得，並對他說：“這是你一生中惟一能夠從我手上得到的禮物，你好好的用吧！”
彼得的哥哥和姐姐也同樣得到餽贈。9萬元的股票不算多，他們很快的賣出，把錢用光了。
如果保留下來，今天這些股票市值7千200萬美元。
彼得沒有花掉這筆財富，也沒有保留下來，而是投資在自己身上。
他搬到舊金山，租了一間小套房，買了一輛二手車，過節衣縮食的生活。
他追求的是音樂人生。從這裡開始，他進修音樂，寫曲子，購買錄音器材；他四處流浪，從內陸的印第安人保留區，到印度加爾各答的貧民窟，體驗生活，找尋創作靈感。
音樂是他的興趣，但是，他也瞭解，興趣必須化為麵包，才能生存。
寫好了曲子，他挨著一家家的音樂公司和廣告商，推銷自己的產品。
雖然收入不多，但是勉強維持了一個音樂人的生活。
逐漸的，他的音樂獲得認可，有了客戶，打開知名度。然後，他的作品得到了樂壇最高榮譽的艾美獎，奠定地位。
9萬美元的股票之外，他未曾接受股神父親的其它餽贈。如果他當初依靠父親庇蔭，那充其量是有錢的巴菲特二世，而不可能做自己，成就快樂豐盛的人生。
這個故事給父親和孩子不同啟示。
做孩子的，即使你沒從父親手中得到財產，無須失望，那可能會是好事。
做父親的，你無須為孩子鋪陳他們的人生，即使沒有留給他們財富，不表示虧欠他們，反而可能幫了他們走出自己的人生。
（星洲日報／馬荷加尼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總編輯）
凱里說，不如我們公投，締結新的社會契約。
社會契約？
這好像是馬來西亞才有的東西；外國沒看過。
打開政治學課本，翻到民主制度這一章，沒有“社會契約”這一部份，只有“憲法”這個金字招牌。
憲法，是所有公民共同接受，有約束力的文件；除此無它。
有了憲法，又來甚麼社會契約，在民主制度中，這叫亂來。就好像明媒正娶，有了正室，又納了一個小妾。
在一夫一妻制的社會，這叫不忠，也可能犯了重婚罪，會坐牢的。
有了憲法，又要社會契約，這犯了法治社會的重婚罪。
有識之士要問了：“誰說沒有‘社會契約’？二百多年前的法國大思想家――盧騷先生，不是提出了“社會契約論”，闡明人和社會的關係，而成為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根據？”
問得好；但是，提錯問題。
法國大革命之前，是君權體制。
國王路易十六的權力，說是來自上帝阿父；君權神授，這是人和神的契約，沒得更改，只能接受。
盧騷不同意，說沒看過這種契約，不算數，不能永遠都被國王和他的後代統治。
所以，他提出社會契約，人和人之間，地位平等，包括國王；人民群眾組成社會，建立一個民主共和體制，權力歸於人民。
這才是真正的社會契約。
以後建立民主共和，把社會契約的精神，寫成條文，人人遵守，就是憲法。
有了憲法，不必再有甚麼社會契約，否則就是脫了褲子讓廢氣排出肛門，多此一舉。
以後，如果還有人說社會契約，可以問他有沒有讀過政治學？順便問他這是甚麼時代了，還來這一套！
要制定社會契約，除非更改憲法，否則只是放空砲。
還有，凱里所謂的新社會契約，要舉行公投，以決定是否要實施單一源流教育。
很多人反對，但是，看不到他們反對的正確理由。
答案很簡單；公投表面上是一人一票，大家表決，很民主。實際上，它是最非民主的方式，違反了民主原則。
民主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，多數尊重少數；後者是大前提，比前者更加重要。
胡亂公投，是讓多數強姦少數，剝奪少數的選擇，以及權利。
公投同意單元源流教育，就是讓少數失去選擇，剝奪少數的權利，也不容於憲法。
譬如，希臘前總理巴班德里奧主張人民公投，決定是否接受歐盟方案。
問題是，歐盟是債權人，它有要債的權利；怎麼可以通過公投，排除它的權利。
所以巴班下台，為他的愚蠢負責。
凱里還是別亂提社會契約和公投，有失水平。（星洲日報／馬荷加尼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總編輯）
供应商说生产时牛奶是ok的，可是推出市场后却出现问题，所以这不是他们的责任。
你是牛奶供应商，牛奶出现问题，你，责无旁贷。
无论如何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问题的根源：
1）生产时检验过程不严格，可是检验表上写ok
或
2)运输过程牛奶是否被污染了。
当人民代议士踢爆牛奶有问题，供应商应该以专业的角度来证明本身是没有问题，而不是一味的推卸责任。
（雪蘭莪‧沙登9日訊）
貧富懸殊或引發仇恨
政府須平衡分配財富
馬哈迪提醒人民必須意識到高收入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是相存的，政府有必要明智的處理，否則將發生反政府的騷亂。
他說，貧富懸殊的擴大，也可能引發貧富之間的仇恨，加上如果某一族群掌握財富，更可能引發種族衝突。
他說，西方的金融制度已遭濫用，西方沒有循規蹈矩的進行交易，而是在進行炒股的賭博。他說，一天的貨幣貿易可能高達4兆，相等於德國一年的生產量，但這項交易卻不能製造就業機會，一旦發生問題，就使他們破產。
另外，馬哈迪說，大馬擁有大量的儲備金，加上政府的債務主要是內債，而非外債，因此國家不會在2020年破產。他說，目前國債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0%，不像希臘高達200%，而國民儲蓄率也高達40%，公積金局、朝聖基金會和社會保險都有大量的基金。
（星洲日報）
英语是国际科技（Science and Technology）语言，这是全球公认。
若要与世界科技接轨，就要以英语来接触国际的科技词汇（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Vocabulary)。
马来西亚小学的数理科以母语来教学，好让小学生更快更有效吸收科技的原理，这可以接受。
当升上中学后，在全新的教育政策下，学生必须以马来语来学习科技词汇，这似乎有点想不通。扪心自问，未来的你就业时是以英语来发展科技，那中一到中五的五年，数理科应该以马来语或英语来学习呢？
上了大学，数理科的媒介语却是英语。这媒介语的换来换去，岂不把学生们都搞得天旋地转，失去方向？马来文学的Kanji，在英文却是starch。学生们上了大学都被逼把原本所学的马来语科技词汇统统的换掉，以接受全新的英语科技词汇！
说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提出另一个论点：“只要英语基础打得好，以马来语来学习科技词汇是没有问题的！”你看日本，中国以及苏联，他们都是以母语来发展他们的科技，他们都很强大～
纵观我们生活的环境，你是以本身的母语来与人沟通，还是用英语呢？如果没有一个以英语来沟通的环境，试问又如何把英语基础打好呢？就算你是以英语来沟通，那是对的语法还是rojak英文呢？
日本，中国以及苏联他们科技的强大，他们以母语来教学是没有问题，因为各国都会翻译他们的语言以了解他们的科技。回来看看马来西亚，我国有那几个科技是值得被人学习的？如果一个国家科技不发达，又有谁会学习哪个国家的语言以了解他的科技呢？
马来西亚数理科应该以什么语言来进行，首要思考的是国际现在运用的科技语言，并想想我们孩子的未来～
注：本人坚持中学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来教数理科，而小学则以母语来教学
慕尤丁聲稱一切都已是定局，但是，最後一刻，卻是出現轉機；唔，我的意思是，暫時的部份轉機。
已經就讀小學，或是已升上中學的小朋友，恭喜大家，你們不必緊急跳車；家長們也無須掏光銀行存款，把孩子轉到私立學校。
好好善用剩下的英語教數理時光吧，這是慕尤丁叔叔送給你們的禮物，大家要珍惜。人家說，過了蘇州，就沒有船艇搭了。
慕叔叔為何改變主意？人們各有猜測，有說是納吉調解，有說是敦馬哈迪干預，也有認為是PAGE施壓奏效。
也有可能是三位一體。
不管力量來自何方，基本上，這是中產階級的共同意願。
問題是，2016年之後又如何？
政治沒有絕對，尤其是大馬政府的政策，此一時彼一時，說不得准；只能走一步，看一步了。
爭取保留中學英語教數理（我強調：中學），已經把中產階級凝聚起來。我不敢說這是對國語缺乏信心，然而，微觀上，代表家長關心孩子們的前途，宏觀上，卻顯示社會對全球化的認同。
人們未必都瞭解全球化的深度意義，但是，全球化底下的無國界合作與競爭，以及全球化之下的思維和語文共同化，並不難理解。
泰國和印尼已經開始放棄單元化的民族語文政策。兩國近年來開放教育領域，讓民間設立英語學校；上層社會爭相把孩子送入這些新學校，中產階級也要咬緊牙根，跟隨趨勢。
以兩國人口之眾，不需要太久，就可以培養大量更加國際化和現代化的新生代。
連最封閉的緬甸，也必須向全球化低頭。大家勿須驚訝，如今的緬甸中學已經實施英語教數理，取代過去的單元緬文政策。
緬甸曾經是英國殖民地，60年代以前，還有英校系統。65年後，全國學校都用緬文，和英語說拜拜。
半個世紀來，緬甸的教育和它的政治一樣，孤立於世，原地踏步，落後於全球。
而大馬則是在1975年全面國語化。比較幸運的是，大馬還是開放社會，人們也普遍重視英文和華文，因此，還不至於淪落到緬甸的地步。
然而，如果大馬還不急起直追，很快的，我們不必再感嘆新加坡的成就，而是要羡慕泰國和印尼，乃至於緬甸教育的多元化了。
如此下去，若干年後，跨國公司徵聘人才，可能寧可聘用泰國、印尼和緬甸的專業人士，而不把大馬人放在眼裡。
多一項語文的選擇，是許多家長的意願，也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。
蘇州過後，還是得有船艇，航向未來。（星洲日報／馬荷加尼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總編輯）
大專法令實施40年，如今才被上訴庭判決違反憲法。
我的感覺是，大馬人當了40年傻瓜。
40年之後，才有兩位法官――希山慕丁和林頓艾伯，給予政府和國人，一記當頭棒喝。
傻瓜是怎麼當的？
在大專法令15（5）（a）條文下，只要你是大學生，就不准參與政治活動，包括參加政治集會，或是表達政治立場。
然而，馬來西亞憲法規定，人民一旦達到法定年齡，就有政治權利，而且這種權利不可被剝奪。
大專法令違憲已是明顯。
違憲之外，也違反邏輯。
如果不是大學生，而只是小學畢業，只要足齡，就可以享有完整的政治權利，不但可以參加政治集會，還可以掛海報、喊口號，甚至競選人民代議士。
這麼說，大學生都比較笨，或容易被利用，所以不能和政治掛鉤；相反的，小學或中學程度，會比較聰明，更有資格介入政治。
政府解釋說，大學生要好好讀書，努力報國；不能介入政治，以免分心而影響學業。
實際上，關心政治和專心唸書，是兩回事。
很多大學生，不介入政治，但未必好好讀書。有者收生教補習，做補習天王；也有做直銷賣保健品，當鑽石級銷售天王。
也有大學生，不知道政治是何物，也把讀書放在一旁，戀愛至上，租屋同居，大被同眠，未婚生子，當未婚爸媽。
當然，當賺錢天王，或戀愛天王，未必不能成為好的大學生；同樣的，關心政治，介入政治的大學生，也可以是好的大學生。
在國外，大學生關心社會和政治，積極參與政治社會工作，才是明日之星，國之棟樑。
英國工黨和保守黨，在各大學都有組織；美國從史丹福到哈佛，有大學共和黨聯盟，也有大學民主黨聯盟，栽培政治人才，培養黨的接班人。
外國的大學生可以參政，學術水平依然標青，大學排名遙遙領先；本國大學生不准參政，要他們專心讀書，學術水平卻是麻麻地，何解？
還有一個怪現象，一邊禁止國內大學生涉及政治，另一邊卻鼓勵海外留學生參政。
像是巫統，它在國外，包括英國、美國，以及中東國家成立巫統俱樂部，很多留學生都活躍非常；政黨常年提供經費，邀請部長前去演講，發表支持巫統和國陣言論，學生代表還可以回國參加黨大會。
但是，在國內卻禁止大學生參政，一項大專法令，兩種不同待遇，費解！
40年太久，別再傻了。政府不應該再上訴，干脆就把它廢了吧！（星洲日報／馬荷加尼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總編輯）
基於某些共同點，我還以為，我是喬布斯失散的兄弟。
譬如說，小時候，喬布斯愛把家裡電器拆開，從中瞭解裡頭是甚麼。
我小時候，也曾經拆卸了家裡的整部收音機、電視機外殼、摩哆車可以用螺絲起子轉開的地方，汽車引擎箱以外的許多部份。
或許，我拆過的東西，還多過喬布斯。
喬布斯把東西拆了後，研究內部組件，瞭解其中的運作，然後把東西重新組裝回去。
我把東西了拆了之後，看到裡頭一團的電線、燈泡、真空管、電路板……，然而，搞不清楚它們的作用。
更糟的是，我再也裝不回去。
如果我不趕緊把東西送到電器店，用零用錢請師傅還原，那就後果堪虞。
唔，其實我不是喬布斯的失散兄弟，我們的共同點，只有開始的那麼一小點；而我們之間的差異，卻是大峽谷的落差。
於是，他成為創新企業家，永垂不朽。而我和很多人一樣，等著購買他的傳記，想要知道他的傳奇。
當然，這不只是我和喬布斯的落差，而是東方孩子和西方孩子的分別，也是東方教育和西方教育的不同。
喬布斯和其他美國孩子，接受的是啟發教育。西方的教育哲學，鼓勵孩子們去發覺問題，訓練他們的邏輯能力，培養學習能力。
老師把問題丟給學生，要他們小組討論，集體作業，到圖書館找資料，在社區裡做調查。
孩子也給教師問題，在課室裡不斷的發問，挑戰書本的知識。
西方人在這種教育之下，產生追求學問的熱情，訓練了解決問題的能力，誕生了源源不斷的創新能力。
東方的孩子，只有答案，沒有問題。從課本裡背答案，從老師口中套答案，從參考書裡找答案，從同學作業簿裡抄答案，在考試卷寫下答案。
十幾年的學校生涯，就是長期抄襲的過程，同樣的標準答案。
十幾年的教育，缺乏思考，邏輯不通，成長有限。
東方社會不會有喬布斯，充其量只有山寨。
回到英語教數理。
主張英語教數理，並不只是用英語作為媒介，而是通過英語為介面，然後採用西方教科書和參考書，進而引進西方教學方式。
從中，學習西方教育的內涵，從被動化為主動，從抄襲轉為創新。
爭取英語教數理，要從這個角度切入，才有充份的說服力。
如果我們連媒介語都不願和西方連接，而堅持本身的“優良傳統”和“文化遺產”，那就準備永遠抄襲別人的答案，和西方文明維持半世紀的距離。
難怪，如今的新生代，還是和我那個年代一樣，拆了東西，一知半解，還裝不回去。
（星洲日報／馬荷加尼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總編輯）
過兩個月，新學年就要開始；中學回歸國語教數理，大限將至。
一位朋友，剛好有女從小學升上國中，有子從中三升上中四；幸或不幸，正巧都碰上媒介語換檔。
幾個月來，為了此事，他已經有焦慮傾向。
而慕尤丁前一天的談話，顯然不會緩和他的焦慮，反而可能惡化成為憂鬱症。
慕尤丁說，教育部不會允許學校自行選擇數理科的媒介語，以免教育制度陷入混亂。
如果這是政府的最後決定，那麼，很多家長最後的期望，都要成為泡影。
當然，不是所有的家長都反對回復國語教數理。教育部就振振有詞的拿出調查報告，指稱超過半數國內家長，支持回復國語教數理。
但是，家長教育行動理事會（PAGE）所做的調查，卻顯示54%全國家長支持英語教數理；在一些城市國中，甚至超過90%的家長支持英語教數理。
雙方都有數據支持，說不得準。但是，城市地區、中產階級家長支持英語教數理，不在話下，毋庸置疑。
於是，PAGE提出建議說，既然大家各有所愛，那麼，就讓大家自行選擇媒介語。如果一間學校的家長選擇國語，就落實國語教數理；而另一間學校的家長選擇英語，那就繼續推行英語教數理。
這也是一種折衷方案，你走你的獨木橋，我走我的陽關道；誰都不礙誰，後果如何，自行負責。
優點在於，家長和學生有選擇的自由，依本身的家庭背景，以及未來的展望，進行選擇。
缺點在於，兩種媒介語栽培的學生，訓練和表現將不一樣，也影響日後的升學和就業，乃至社會成就。
也許，這就是慕尤丁所說的“混亂”。
然而，國內的教育制度，原本就不統一；中學分為國民中學、宗教學校、華文獨中，以及國際學校，媒介語更是根據本身的需要，各行其是，早就混亂，當然，也可以說是多元。
況且，如果英語教數理栽培的學生，表現會比國語教數理優秀，那麼，不能因為獨木橋，而封閉了陽關道。
古時候的陽關道，是指通往西域的道路；今天的陽關道，或是通過英語教學，銜接現代科學文明的路徑。
我很好奇，內閣中，多少位部長要自己的孩子接受國語教數理，又有多少選擇英語教數理？
或許，他們不會有選擇的困擾，因為高官顯要，巨商富賈的寶貝們，很多都在國外，或是本地的國際學校就讀。
教育是百年大計，不能以意識形態來決定政策，而必須以遠見來作抉擇。
可惜的是，遠見正好是這個國家缺乏的東西。（星洲日報／馬荷加尼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總編輯）
我不經意發現，原來馬來亞的葉亞來，和美國的洛克菲勒（John D.Rockefeller）是同一個時代的人。
葉亞來生於1837年，洛克菲勒在兩年後出世。兩人的童年都非常艱苦，葉亞來放牛，洛克菲勒養雞。
葉亞來漂洋過海到南洋當苦力的時候，洛克菲勒受盡屈辱，才找到第一份店員工作。
葉亞來在20餘歲取得第一個錫礦場，開始飛黃騰達；洛克菲勒在同個時候，擁有了第一個油井，從此發跡。
葉亞來成為馬來亞權力和財富最集中之一人，洛克菲勒崛起為美國首富，後來也是最大的慈善家。
兩人有太多相似之處；不過，兩人身上也出現很大的反差。
葉亞來家族富不過三代，漂零敗落；洛克菲勒家族富已過六代，如今還是富可敵國，資產超過3千億美元；在可預見的將來，還會富貴下去。
這麼比較，並非要貶低葉氏家族，相反的，我還滿欣賞葉亞來曾孫輩安於平凡，知足常樂的豁達；然而，一衰一盛，終究是告訴人們一些人生道理。
或許，葉亞來受限於個人因素，忽略了事業永續經營的管理學問，也沒能掌握社會變化轉型的趨勢，以至榮華富貴化為雲煙。
洛克菲勒從開採石油起家，擴大到煉油市場，之後進軍金融業和製造業，深入美國經濟各個層面。
他精通金融工具的槓桿力量，用以擴大集團下的工業發展，再從工業生產累積的資本，反控金融網絡。
洛克菲勒的成就，就是美式資本主義的成功。他曾說：“如果把我剝得一文不名丟在沙漠的中央，只要一行駝隊經過，我就可以重建整個王朝。”
洛克菲勒和西方企業家相信專業和制度的力量，讓財富和地位永垂不朽，這是葉亞來和許多華人企業家所缺乏的條件。
洛克菲勒富至六代，也和家族的家庭教育息息相關。
儘管是美國首富，洛克菲勒規定兒子和孫子在童年時，必須做家務換取零用錢；他的長孫回憶，小時候把飼養的兔子賣給科學實驗室，做成了第一筆生意。
洛克菲勒曾告訴兒子，起點不是終點，不管出身如何，日後成敗，還是靠自己的努力。
因此，洛氏子孫沒有把家族財富拿去買英國城堡、法國莊園、意大利精品，而是累積財富，並用於捐助醫院、大學和全球慈善事業。
洛克菲勒的成功故事和人生智慧，不但傳授給下一代，也影響了美國人的價值觀。
從葉家由盛而衰，乃至最近中國暴發戶兒子路上撞死人，囂張麼喝：“我爸是李剛”；一比之下，我們就知道問題出在哪裡。
星洲日報／馬荷加尼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總編輯‧2010.12.27
“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指乱其所为，
所以动心忍性， 曾益其所不能” 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