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於某些共同點，我還以為，我是喬布斯失散的兄弟。
譬如說，小時候，喬布斯愛把家裡電器拆開，從中瞭解裡頭是甚麼。
我小時候，也曾經拆卸了家裡的整部收音機、電視機外殼、摩哆車可以用螺絲起子轉開的地方，汽車引擎箱以外的許多部份。
或許，我拆過的東西，還多過喬布斯。
喬布斯把東西拆了後，研究內部組件，瞭解其中的運作，然後把東西重新組裝回去。
我把東西了拆了之後，看到裡頭一團的電線、燈泡、真空管、電路板……，然而，搞不清楚它們的作用。
更糟的是，我再也裝不回去。
如果我不趕緊把東西送到電器店，用零用錢請師傅還原，那就後果堪虞。
唔，其實我不是喬布斯的失散兄弟，我們的共同點，只有開始的那麼一小點；而我們之間的差異，卻是大峽谷的落差。
於是，他成為創新企業家，永垂不朽。而我和很多人一樣，等著購買他的傳記，想要知道他的傳奇。
當然，這不只是我和喬布斯的落差，而是東方孩子和西方孩子的分別，也是東方教育和西方教育的不同。
喬布斯和其他美國孩子，接受的是啟發教育。西方的教育哲學，鼓勵孩子們去發覺問題，訓練他們的邏輯能力，培養學習能力。
老師把問題丟給學生，要他們小組討論，集體作業，到圖書館找資料，在社區裡做調查。
孩子也給教師問題，在課室裡不斷的發問，挑戰書本的知識。
西方人在這種教育之下，產生追求學問的熱情，訓練了解決問題的能力，誕生了源源不斷的創新能力。
東方的孩子，只有答案，沒有問題。從課本裡背答案，從老師口中套答案，從參考書裡找答案，從同學作業簿裡抄答案，在考試卷寫下答案。
十幾年的學校生涯，就是長期抄襲的過程，同樣的標準答案。
十幾年的教育，缺乏思考，邏輯不通，成長有限。
東方社會不會有喬布斯，充其量只有山寨。
回到英語教數理。
主張英語教數理，並不只是用英語作為媒介，而是通過英語為介面，然後採用西方教科書和參考書，進而引進西方教學方式。
從中，學習西方教育的內涵，從被動化為主動，從抄襲轉為創新。
爭取英語教數理，要從這個角度切入，才有充份的說服力。
如果我們連媒介語都不願和西方連接，而堅持本身的“優良傳統”和“文化遺產”，那就準備永遠抄襲別人的答案，和西方文明維持半世紀的距離。
難怪，如今的新生代，還是和我那個年代一樣，拆了東西，一知半解，還裝不回去。
（星洲日報／馬荷加尼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總編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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